小岗村的土地流转

不久前，小岗村里打了一场篮球。这是凤阳全国农民篮球邀请赛中的一场。赛前，大包干纪念馆内，尚健在的12位大包干带头人中，有11位被请到了现场，与客人见面。作为当年大包干主要带头人的严宏昌，是惟一的缺席者。
    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举办全国农民篮球邀请赛，据称，目的在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。如今，安徽省高层“希望小岗人民继续发扬‘大包干’精神”，“争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表率和排头兵”。按照安徽方面的说法，所谓“大包干”精神，就是解放思想、开拓创新、锐意进取的精神。
    此前，小岗村在生产经营模式上的一些变化，被一些人认为是摈弃“大包干”走向“集体化”的信号，而这种“集体化”正是小岗模式不断发展的产物。但在这一问题上，小岗村如今的当家人、村支书沈浩和严宏昌存在分歧。
    近三年，小岗村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：2003年这里人均收入还只有2000元左右，如今已达到人均4000元。这个水平在凤阳县居前列，高于县里各个村的平均水平。这缘于小岗葡萄园的存在——在张家港长江村的援助下，小岗村于2001年建成优质葡萄示范园，从2004年起不断扩大规模，现达450亩，2005年总产超过100万斤。据了解，全村108户中有102户种葡萄，人均种葡萄收入就达到2000元。
    有村民告诉记者，实际上，并不是每家每户都亲自种植葡萄园，“土地租出去一年就是500元”。也就是说，在近三年人均增收的这2000元中，多是农民出租土地得到的收入，与种植葡萄无关。而这种把土地集中起来进行流转的尝试，对于以包产到户而闻名的小岗村而言，格外引人瞩目。
    沈浩的到来强化了这种转变。2003年，在安徽省派出大批干部到“经济困难，组织薄弱”的乡村任职的浪潮中，沈浩由安徽省财政厅来到小岗村任职。他到来后，成立了“小岗村发展合作社”，后又更名为“小岗村发展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”。这个“合作社公司”由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、小岗村和滁州市粮食局共同组建，以养猪为主业的大龙公司占85％的股份。小岗村有476人，有土地2000余亩，属于地多人少的村子。除了已种植葡萄的400余亩和大包干纪念馆占去的200亩土地之外，沈浩希望村民将余下的土地全部租给这个合作社，搞规模经营。
    沈浩认为，集中土地走农业产业化道路，已是大势所趋。沈浩的发展计划包括：一部分土地用来种植高效饲料玉米，一部分种植有机蔬菜，还有一部分养猪。沈浩估计，包括土地租金收入、养猪分红、公司工资以及葡萄园的收入在内，农民人均年收入可达6000元。
    2004年初，沈浩上任不久就率人参观南街村，随后南街村的报纸上描述说：“现在学习南街精神，重新走集体化、建合作社的村庄很多，……小岗人听后深受鼓舞，一致表示，要学习南街村，坚定信念、找准方向，努力发展集体经济，实现共同富裕。”当时，沈浩在南街村留言——“壮大集体经济，走向共同富裕”，后来被外界视为是小岗村重回集体经济道路的表态。
    “我写的那12个字，放到哪儿都没错。但是不意味着我们也要照搬南街村的模式，何况我对南街村的做法也有自己的看法！”沈浩说。他曾指出，南街村的一些做法，是建立在剥夺个人部分自由的基础之上的。
    但是这种思路受到了包括严宏昌等人的质疑，理由之一就是，小岗村因分田单干出名，当年为此还按了“血手印”、搞了“生死文书”，现在又要把农民使用的“份地”集中起来，等于“集体”又把地收回来了，这样做是不是一种变相的“圈地运动”？是否在开历史倒车？另一个担心是，“失地”的农民如何获得保障？是否可以获得足够的补偿？
    “这里可能有一定误解。”县委书记马占文给出另一个解释，“小岗村成立的那个合作社实际是一个公司，但是当时的名字可能让外界误解了，以为小岗村是要走回合作社道路。现在公司的名字已经改过来了，叫小岗村发展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。”
    “我们只是把土地进行流转，并不等于是搞集体经济。”沈浩强调，小岗村通过农民出租土地把土地集中起来，但土地租金受益仍是农民个人的。
    县委书记马占文也说：“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小岗是不能变的，我们只是探索土地流转的方法，力图走农业产业化、集约化的道路。”
    历史上，集体经济另有含义。1951年9月，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了《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》。到1956年底，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.3％，参加高级社的达到农户总数的87.8 ％。农业合作社一度成为农村主要经济形式，个体占有土地的小农经济被彻底改造。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来临，人民公社的形式出现了，1958年底，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，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生产力的萎缩。很多人对“合作社”心有余悸，因为合作社经济一直被当作“集体经济”的实现形式。
    其实，无论是过去的合作社，还是现在的股份联合体，其身份并非农民的自治集体，都是外来政治力量主导的官式集体。这些年来，以权力圈占农地搞农业规模经营的事情层出不穷，小岗村的地权制度变化，难免使人疑虑重重。
    “小岗村有两个问题要解决：一是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；二是生产如何形成规模。”沈浩说。
    沈浩所说的“调动农民积极性”，与当年的大包干“调动农民积极性”显然颇为不同。他认为，现在关键是要尊重农民的意见，同时加以正确引导，“农村问题很关键的一点，就是要尊重农民的自主意见，要让他们自愿地投入进来。农村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与稳定。”
    沈浩最先设想的是土地入股，后因有人反对，方定为出租。每亩土地租金一年500元。租期5年，5年后可以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分红，考虑是否续签，或重订租金。
    不过，即使是“自愿联合”、同意集中土地的农民，看法也仍有差别。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金昌认为，土地出租的好处，是劳动力可以闲置出来外出打工。他的5个孩子中有3个在外打工。另一位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也同意出租土地，却与不同意出租土地的严宏昌有同样的担心——“现在没有企业！”他说。他们认为，土地租出去了，给他们办企业，解决他们（子女）的就业问题，才算牢靠。
    对此，沈浩说：“作为村干部总要看得远点，如果盲目上企业，效益不好，一个月就开三四百块钱，你会去？”他所设想的工业化道路，是用工业的方法发展农业，“而不是上几个村办企业那么简单”。
    沈浩曾有言：你们（媒体）说的都对，我干我的。他还说，如果全按他们（农民）的意思来，最后什么也干不了。
    而提起当年大包干，有人曾说那是因为家族矛盾太大，合伙干干不下去，才促使小岗人顶着雷搞起了“单干”，他们受到的评价，是他们事先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。
    “他们没想到自己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。”沈浩说。
    但是无论如何，大包干的名声已经变成一个传统。现在，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重新集中起来，让大家更“团结”，是沈浩最为头疼的问题。
    曾有公司设想将全村2000亩土地全部集中起来搞池塘养殖，但最终被否决。原因并不是村民们对项目的具体内容有异议，而是担心补偿是否到位。一位村民告诉记者：“2000亩土地的补偿金要多少钱？公司掏得起吗？我不信。”